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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海上记忆】“6号里各杨家三妹啊,侬电话呀!”——记忆里的上海公用电话间

2019/9/11 18:41:39

【海上记忆】“6号里各杨家三妹啊,侬电话呀!”——记忆里的上海公用电话间

 

如今走进四川北路弄堂口,对着妹妹家后门,还可以看见一间违章搭建,上面“公用电话”那四个字还在,里面却是外来小裁缝占用。电话也被改成私用。那个嘴巴抿紧的电话间阿姨不再端坐目送妹妹了,二十多年来,笼共没和她讲过几句话,可妹妹为什么那么失落。

 

熟悉的人都知道,妹妹是患有接听电话恐惧症的,落下这病始于童年。

 

上个世纪60年代初,全弄堂只有一架电话,在弄口过街楼,安在扶梯口较高处,三楼一个说浓重湖南话的阿姨被里弄里指定为传呼电话的人,电话铃响了,她会从三楼跑到底楼接听,用脑力或者小纸片记下地址和人名,然后解下围裙,不紧不慢地去传呼。湖南阿姨仰头呼叫人下来听电话,常常要叫很久。那时候,电话不计时,是论只算的。大伙儿也有得是时间,毕竟有传呼电话也是有点拽的事情,全弄堂都听见了,蛮好的。

 

妹妹家没安电话,但是远在徐汇区的妹妹过房娘也就是妹妹叫她好姆妈的,她家有,好姆妈会说英语,是在市里电话局工作的。好姆妈夫妇是妹妹父母的老朋友,他们没有女儿,过年过节想妹妹的时候会打电话叫妹妹去玩。“孔家电话”!湖南阿姨叫。

 

第一次去听电话,妹妹还没上小学。踮着脚尖举起那支黑色木胶壳的沉重电话听筒,细手腕都要折了。妹妹太紧张,耳朵里只听见从很远很远的远方传来很飘忽的声音,听不清楚,脑袋“轰”地炸了。妹妹一直怀疑自己耳朵里的耳屎没挖干净,怎么就会一点也没听清是谁在电话线那端说话,他说了些什么呢?湖南阿姨很尊重妹妹的隐私,她安静地呆在旁边等妹妹听完付3分钱传呼费,朝对方“啊啊”几次之后,妹妹还是听不清,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,只能“好的好的”,挂断。回家爸爸问,是不是好姆妈让你去玩?妹妹支支吾吾混将过去。有时他们去赴约,有时不去。不去也不必再回电,那时大家都奉行“有客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”,走到人门口,进去吃碗便饭,皆大欢喜。

 

到好姆妈家,看见那座神秘电话机装在落地花布窗帘背后的床头墙壁上,轻易不发声。好姆妈夫妇好酒,红、白、黄酒都很富裕,爸爸也是见酒眼开的人,常喝着喝着被好伯伯将军,一来一去斗嘴,喝到很晕以后,好姆妈总是大声鼓励道:“不用担心,等等打电话到出租车公司,让他们派车来送你回去。”

 

不过,湖南阿姨管的那架电话还不算真正的公用电话。真正属于这一带的公用电话,是安装在弄堂隔壁再隔壁的永丰坊里的,走过去最起码需要5分钟。一只电话来了,那里的阿姨会紧赶慢赶过来叫:“6号里各杨家三妹啊,侬电话呀!”蓬头痴子样的三妹在三楼前厢房,她先把头伸出来看看,确定是叫她,没好气地问“啥人打来各啊?”“一个男各!”“啊?姓啥?”三妹听到打电话的人姓王,有点生气:“不接,挂忒好了!”因为三妹是大客户,电话间阿姨格外耐心,仰着的脑袋别过来再听听清爽。“啥?小姑娘,各么三分洋钿传呼费侬掼下来!……还有,伊再打来哪能办?”

 

横弄堂里,很多人头都从自家窗口伸出来了,面孔上皮不笑肉笑,三妹长得漂亮,正当年纪,大家都蛮关心她的。

 

去远隔两条弄堂的永丰坊打电话,冬天要做好孵一歇太阳的准备,夏天要带把蒲扇,因为耗费时间不会短。一只电话挂出去,对方也是要隔三四条弄堂去叫,电流嗡嗡地在听筒里走。

 

永丰坊是附近几条弄堂居民打电话的据点,电话间阿姨都是有组织关系的,直属居委会,消息十分灵通,在那里等十几二十分钟总能听到新鲜段子。当时时髦的人,女的叫拉山,男的叫木壳子,他们交际多,在小房间里哇啦哇啦对话,总是会留下点线索,泄露点机密。小木壳和小拉山甩了棉门帘刚走,几个阿姨就嘁嘁促促议论起来,把前几天的来电信息也串起来,俨然一个情色故事,让不见世面的小姑娘听得脸红心跳。

 

公用电话间整日喧哗,从早晨7点开始,负责电话的阿姨就和来来往往出去买菜的阿婆寒暄,交换蔬菜肉类价格,抱怨小青年……到有人打电话了,男声女声二重唱,此起彼伏,电话线路不够好的时候,更是像吵相骂一样,每个人都是点着的炮仗。1986年,妹妹的二哥去了日本,公用国际长途来了以后,电话间阿姨的叫声特别急促,一分一秒都是日币啊,妈妈跑下跑上气喘吁吁,接听了几次后,吩咐哥哥少打,一为节约二是实在不方便。

 

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,31余万人感染,妹妹和老公因吃了那批被污染的毛蚶,均未能幸免。妹妹先得病倒下,老公孩子留在婆家,妹妹独身回娘家。家里没有电话,妹妹干巴巴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,没有人说话,没有书看,感到很委屈。一天,突然听到楼下电话间阿姨叫妹妹的名字,妈妈赶紧跑下去代听,回来惊慌地告诉妹妹,你老公也得了甲肝,被隔离到浦东上钢八村自己的家了!

 

妹妹不悲反喜,翻身坐起,决定回浦东去“合并同类项”。出来开门的老公,整张脸黄得像一张腊光纸,眼白也是黄的。他说,发烧好几天,没人送茶端水,无法传递信息,死在屋里恐怕也没人知道。憋了几天,才戴了帽子和口罩去新村口打电话。甲肝大爆发那段日子,上海各公用电话间史无前例地讲究,每个电话机给人用过,听筒和拨盘都要消毒,上钢八村也不例外。妹妹老公满脸黄疸,怕被拒绝摸电话机,便压低脑袋讲话,讲完挂断电话,刚要松口气,突然被旁边一个女人瞥见他腊黄眼珠子,那女人怪叫起来,好像见到了鬼,吓得老公飞也似地逃回家。

 

大约在1988年年底或1989年年初,妹妹家终于千托万托辗转通到路道,去电话局拿到一个都是4的号码,从此有了私家电话,也不管它吉利不吉利了,装好再讲。在日本的二哥、三哥和妹妹大病初愈混出国门的老公总算得以和上海通话。过年过节要抓紧时间打工挣钱,不能回家探亲,打个电话就算给长辈尽孝。年三十夜电话线热得发烫,他们三个候在电话机旁边不断拨号,鞭炮声中,轮流和妈妈讲话,安慰留守老婆,让孩子叫一声爸爸,电话线两端的人都是泪花儿闪闪,这只电话机就像救人于难、大慈大悲的菩萨。

 

1990年妹妹要去日本了,女儿留在衡山路由奶奶照顾。妹妹在东京住下,第一次和5岁的女儿通上电话,妹妹叫一声“妞妞”,妞妞叫一声“妈妈”,妹妹再叫一声“妞妞——”,妞妞回一声“妈妈呀——”,“妞妞我想侬呀”“妈妈——我想妈妈呀——”然后两个人都失声痛哭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直到妞妞她爸抢下妹妹手中电话。

 

之后,他们约定,每月第一个周日下午2点打电话回家。到那天,阿娘和妞妞必定早早地吃完午饭,不睡午觉,准备好一肚子话,等在后弄堂人家家门口。妹妹掐着日子过,那天下午有天大的事都放弃。到时候,妞妞按照阿娘的指示,在电话里汇报幼儿园的学习,换牙的情况,买来的新衣,然后漏风兮兮地问:“妈妈,侬讲隔一枪(过一段时间)就回来,我哪能开了一枪又一枪,侬还不回来?”她已经不哭了,讲了几句就想离开去玩,而阿娘接过电话,也是随时想挂断,好像电话机是吃钱的老虎机,一定要妹妹和老公大声吼,是用卡打的国际电话,很便宜的!

 

中国人过去日子过得苦,大家均患有电话费恐惧症,这个毛病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痊愈。

  


资料链接:

1931年1月,上海电话局在辖区内的闸北、南市与江湾等电话局装设4部公用电话,这是在上海由中国人自办经营的最早的公用电话。1949年后,增装了一批公用电话,受理社会各界代办申请。到1951年,上海公用电话达1512部1952年8月1日起,上海开办传呼公用电话试点,后全面推广。到1960年,全市的公用电话达3293部。其中,办理传呼业务的有2375部。1984年消失多年的投币公用电话重现申城,并逐渐演化为新型的投币电话和卡式电话。1985年6月,上海设立夜间紧急公用电话服务点1047处。后随着住宅电话增加和移动电话普及,公用电话服务点减少,1990年末全市共3912处。到1999年底,上海的公用电话已达6万多部。